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导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出现，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更是艰难。其中，农村老人自杀多发就是一个极为突出的挑战。

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预防自杀——全球要务》报告，报告指出按年龄标准化计算，2012年全球自杀率为11.4例/10万人，而同年中国的70岁以上老年人自杀率达到了51.5例/10万人，即当年中国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对此，舆论认为经济困难、孤苦无依、疾病折磨、子女不孝以及“舍我保家”的观念，是农村老人自杀的主要诱因，而背后的乡土社会转型和乡村道德失序则更值得认真反思。

一、经济困难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受到冲击，下一代的外出让有土地的农民也面临着“活到老、干到死”的悲惨结局。同时农村养老保险存在覆盖率低、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无法全面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成本。

二、孤苦无依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许多老人独自留在农村，无人照料，也缺乏与子女、亲人的感情交流。我国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水平较低，适合老年人的公共娱乐设施相对匮乏，家庭内部的失联和社会交往的缺失容易令习惯了集体生活的老人变得抑郁、无助，以死解脱。

三、病痛折磨

老年人处于多种疾病的高发期，年轻时过于辛苦的劳作也留下许多隐患。农村医疗设施的不健全、医保的局限性、高昂的医疗费用让一些老人在面对重大疾病时选择了放弃治疗，或直接选择自杀，或不堪忍受长期的病痛折磨被迫离开。

四、子女不孝

此外，部分子女的不孝更是把农村老人推向了绝境。随着社会的转型，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文化，“成功学”都已成为主流话语，疏于传承孝道文化，必将导致孝道精神的没落。或许部分老人认为孝是人类天性，从小只需教育子女好好读书，走出农村，而忽视了敬老养老的规训。因此，很多子女走出农村后，忘却了农村的年迈父母，或以工作繁忙、经济压力大为由，逃避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五、舍我保家

早在2014年，就有媒体报道介绍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刘燕舞对于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阐释，其中就包括一些子女逼死老人的案例。

除了经济、医疗等客观环境的制约，刘燕舞还提到了一个老人自杀的重要原因——“利他”，“农村自杀的老人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在为子女着想”。

“现代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给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帐：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的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个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的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年轻时“死奔”，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力，无论是物质还是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很少。

此外，“自尊”也是老年人选择自杀的原因之一，观察2015年中国老人自杀数据发现，城市和农村老人的自杀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大幅上升，其中城市增幅更甚。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是身体的失控甚至是痛苦，越来越多的老人留下遗书选择放弃急救治疗、医疗手段维续生命等方式，希望能平静安然地离开。

注：中国国家卫计委2015年数据（单位：例/10万人）

随着老人越来越长寿、知识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他们或许能逐渐看透生死的意义，出于爱和经济考量，他们愿意舍弃自我帮助家庭摆脱“累赘”，面对生老病死追求有尊严地平静离去。

但是这样的“奉献精神”，却实在是令人痛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翻阅古籍，关于孝老尊亲的论述浩若烟海。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部分。而面对农村老人自杀抬头的趋势，我们在羞愧之余，更应该想想怎么办。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是大势所趋。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只能被时代大潮所裹挟。传统乡土社会解体和大规模人口迁徙带来的骨肉离散、亲情饥渴，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代价。

但是，就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来说，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无动于衷。要求解这道难题，必须通过创新制度安排、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重构农村社会道德秩序来实现，以此确保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当前，农村社会的转型和重构还在进行之中。对农民价值观紊乱、乡村伦理道德失序造成的种种问题，尽管短时间内无法通过道德重建来彻底解决，但对于宗族力量消解以后留下的乡村治理盲区，一方面基层党委政府绝对不能缺位，另一方面农村自治组织更应积极作为，引导广大农民崇德向善。

在这方面，湖南浏阳创造出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建设“美丽屋场”、弘扬家风文化、评选表彰乡贤等；在潜移默化中，基层党委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引导农民移风易俗，涵育了文明乡风。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农村老人的精神世界。比如，应对“空巢家庭”问题，可以考虑建立或加强农村社区或村落中老年团体的建设，使老人在家庭之外的村落同龄人中寻找到集体的温暖和保护，从而减少农村老人因孤独、无助、受虐而发生的自杀悲剧。

虽然有这么多看似可行的办法，但是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解决方案，最终都可能会沦为空中阁楼。要让社会环境对农村老人更加友好，必须从实际出发，推出更多符合实际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