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上了好时代，80岁的我圆了上学梦。 ” 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的老年学校里，当面对采访，史成芝老人乐呵呵地说道。

传统的养老思维束缚了老年人是主动性

这个世界是年轻人的，这句话不知从何而起的话如今不仅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语，随着大众的传播，这句话所想表达的价值观，似乎也渐渐成为这个主要由中青年群体掌握话语权的世界的政治正确。也正是在这一思维的束缚下，我们的视野也逐渐被框定，以致到了今天，就大部分处于社会主流的中青年群体来说，即使没有将老年人忽略，也不过是以主观的狭隘认知去定义老人群体，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以为是的爱试着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却从未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当父母渐渐老去，经济上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富足，我们会想到子女应该尽到经济上的赡养责任，政府和机构应该建立完善的养老基金体系以及为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配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当父母觉得烦闷不快，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子女没有尽到陪伴的义务，社会氛围没有给老年人体会到一种他们被关注的感受。这种主流想法看似处处为老人们着想，但实际上却因为主观意识陷入到一种窠臼之中：身为社会主流的中青年群体在面对老人们的问题时依旧带着主流群体一贯的傲慢，在养老这一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老年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在打理自己的老年生活上的主动性；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大部分已经不再是社会中的主流群体，社会并没有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以致在本该由他们自己主导的老年生活中，他们反而成了一个应该时时被照看乃至指引的附属角色。

也正是针对以上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文化养老”这一概念被提了出来。所谓文化养老，从狭义的观点来看，是指通过文化建设的手段，从精神领域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能在老有所养的基础上实现老有所乐。但如果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讨论其深层的本质，则是要营造一个对老年人更加友好的社会氛围，让他们能以个体的身份再次参与到社会的运作当中，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再次彰显老年群体的风采。

老年大学让老人们过上自己的养老生活

在文化养老的建设上，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的老年学校可以说是为我们迈出了具有示范效应的一步。在老年大学上学的史成芝奶奶说，她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她，报名参加了社区老年学校的识字班和国学读书会。在这里，她不仅能享受到知识的乐趣，更能重新搭建起自己的生活圈子，在耄耋之年依然能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们以社区老年学校为辐射源，各小区睦邻馆为辐射点进一步搭建教育网络，为社区约1.8万名老年人提供了交流学习平台。 ”方兴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还结合社区老年人心理生理的需要，开设“棋乐坊”“高速影院”等文化服务项目，丰富老年人生活。同时，为老年人量身打造教育项目，如开展智能手机应用培训、电脑简单操作等老年人专属学习项目，提高老人社会融合度和新技术应用能力，受到老年居民的欢迎。

从社区负责人的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年大学对养老的理念，不再是以前那种将老年人放置在附属地位的“护老”观念，而是真正从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帮助老年人重新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新位置，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到社会中。

在合肥市经开区芙蓉社区，老人们同样在老年大学里享受着快乐生活。徐荣珍老人10多年前从湖南随女儿来到芙蓉社区。“刚来时人生地不熟，天天除了带孩子，基本都是闷在家里，差点憋出病了。”老人回忆说。后来赶上合肥市老年大学芙蓉社区分校成立，徐荣珍老人一口气报了舞蹈、戏曲，腰鼓、朗诵四个班，业余生活变得充实起来，“有时候赶上排练演出，比上班还要忙，但是我们这些老伙计可个个都是精神抖擞，有劲得很。 ”老人笑言。

建设文化养老，亟待模式创新

老年大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便是文化养老急需养老模式的创新。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中国社会养老模式仍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机构养老为补充。而居家养老的模式很大程度导致老年人形成一种封闭保守型的文化娱乐观念。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孤独感产生的根源，便是与群体的脱离。现今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孤独焦虑的症状，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缺少子女的陪伴，更因为与从前的生活群体产生了脱离。

虽说居家养老天生具有一种不利于老人建立社交的封闭性，但现在的养老机构也往往因为过度看重对老年人在物质层面和身体层面的照料，以及不够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也不利于文化养老的氛围营造。

老年大学的成功运作无疑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性的创新指导：以社群构建为核心出发点，以社区为基础，以老年大学等新型老年人文化活动场地为手段，重新搭建起老人们的生活圈，让他们再次发挥自己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再次享受属于自己的老年生活。